万年场“狮子楼老火锅”更名“大同味老火锅”，门上贴出菜单、菜价 。

　　“不换牌，

　　老百姓有障碍”

　　老板杨祖伟说，他们的生意下滑在2013年达到顶峰，下滑65%以上，处于“完全亏损”的状态。尽管“狮子楼”是个金字招牌，但会让普通老百姓有心理障碍，不愿意进来，必须创建一个大众化的品牌，“所以下定决心，下牌子。”

　　常从万年场经过的市民都有印象，夹在万年路与二环路之间，有两栋装修高档的小楼，店门口有一金字牌匾：狮子楼。它曾是成都首家高档火锅店，在不少人心中，能够出入这个地方，多少算是有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

　　然而，几天前，门口的金字牌匾已被悄然取下。“狮子楼”换成一个更为通俗的名字：大同味老火锅。狮子楼老板杨祖伟说，在反对铺张浪费的节俭新风影响下，高端餐饮市场压缩，狮子楼的经营也受到很大影响，他们必须转型，“今后骑电马儿的都欢迎来消费。”

万年场 “狮子楼”变身“大同味”

　　昨日，市民张先生路过万年场狮子楼时，惊奇地发现，门口的牌匾和玻璃外墙上的招牌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感觉有点“俗”的名字：大同味老火锅。在张先生的记忆中，“狮子楼”这块牌子在万年场挂了20多年，早成了万年场的代名词，“只要一说是‘狮子楼’，很多老成都第一反应就是万年场。”

　　以前，底楼外立面是中式装修风格，外围是一圈古色古香的木门作为装饰，每一扇门上雕刻着精致的人物面孔，门后站着穿旗袍、身材高挑的侍应生，“感觉不是普通老百姓消费的地方。”昨日，看到落地玻璃门后摆放的桌椅和餐具，张先生意味深长地说，总算看到里面是什么样子了，“还是多普通的嘛。”

　　秀菜品 荤菜最便宜4元

　　“狮子楼”夹在万年路与二环路之间，由两栋5层、3层建筑构成。昨日，成都商报记者赶到店门口看到，一些司机在等红灯时，也好奇地打量着它的新招牌。

　　“招牌周一上午就取走了。”店内一名服务员说，总共取了两块，一块是门口的横匾，一块是竖排在玻璃外墙上的三个大字，将底楼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木门，也取走了一大半，换成落地玻璃门，门上贴着新招牌、新菜单：最便宜的荤菜“鸡心”只要4元，30元以上的菜品只有“大刀鲜毛肚”，其他荤菜普遍在一二十元。一名服务员说，新店20日开张。一名主管看到大厅灯还亮着，立马训人：“大白天还开灯，浪费。”

　取牌匾 那一幕老板不忍看

　　“取牌匾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(老板)不愿意看到这一幕。”成都狮子楼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顾学航是老员工，亲历了老店的辉煌。据他介绍，春节前，老板把各部门负责人召集起来，连开了几次会，反复讨论是不是该拿下这个牌子。“大部分人都反对。”顾学航说，有些跟公司感情深的，跳起脚不干。在成都火锅界，狮子楼火锅是一张王牌，2008年还拿下过中国驰名商标的荣誉，“这块牌子的分量，大家都掂得出来，所有感情和心血都在里面。”

　　但讨论到后来，换牌已不可逆转。顾学航说，大家其实心知肚明，“老百姓不认这个牌子，消费不起。”

　　改路线 应对营业额下滑

　　“其实这是正常的经验策略调整，只是把大门口的牌匾下了，但‘狮子楼’的大招牌还在。”昨日，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杨祖伟，对于换牌一事，他言语中也充满无奈。

　　杨祖伟说，他们的生意下滑在2013年达到顶峰。以前好的时候，万年场店每月营业额能达到一两百万，但去年下滑65%以上，处于“完全亏损”的状态。更换菜品、下调价格、年夜饭促销……尽管做了很多努力，但下滑仍无法避免。最后把原因归结到牌子上，他说，尽管“狮子楼”是个金字招牌，但会让普通老百姓有心理障碍，不愿意进来，必须创建一个大众化的品牌。

　　杨祖伟说，下牌后，他们还会有更多改变。今后来的客人，会看到门口有一个专区，专门停放电动自行车，“大家可以真正感受到，以前都是开车的来吃火锅，今后骑电马儿的也可以来了。”

幕后故事

　　“杨百万”父子卖蚊帐起家

　　树起“狮子楼”金字招牌

　　杨祖伟的父亲杨义安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都赫赫有名的“杨百万”，父子俩靠卖蚊帐起家。最辉煌时，上世纪80年代就在当时我国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店———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开了个专柜。1990年，父子俩决定转行。

　　杨祖伟去海南考察，发现开饭店比较火，而且一般都在郊区。回成都后，他专门在城郊结合部找地方，最终相中万年场一栋生产队的办公楼，他们在底楼租了230平方米，开始做火锅。

　　1991年到1995年是生意最火的时候，下午四五点就要挂“客满”的牌子，晚上8点后客人只出不进，9点就下班，店里坐不下，就搭棚子到外面。春节还要登报公告：封灶一周。人均消费在150元～200元，一个月随便卖一两百万。杨祖伟给生产队开玩笑：“这两栋楼用来办公可惜了，不如都卖给我嘛！”1996年，他把整块地都买下来。5.1亩，花了800多万元。

　　杨祖伟回忆，刚入这行时正是改革开放后不久，高端火锅不多，但在他们那里能吃到龙虾，“所有海鲜都推向火锅里。”乃至东南西北的人都来照顾生意，以商务宴请为主，“经营路线从一开始就不是面向大众。”

　　1996年后，成都各种酒楼雨后春笋般出现，很多消费者也不再舍近求远来万年场吃火锅，客流量逐渐分散。到2008年以后下滑加剧，去年则达到高峰。因为看不到前景，连一些工作多年的员工也辞职了，“流失率在20%以上。”

　　杨祖伟深刻感受到大形势下的“寒意”。“很多高档酒楼都关门了，我们必须适应形势。”在电话里，他像是“赌”了一把地说，“也许取了牌子，说不定就变好了。”